殷之光｜国际主义时刻——中国革命视野下的阿拉伯民族独立与第三世界秩序观的形成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7年第4期。图片来源：搜狗网。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以中国革命的语境下发展起来的对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的理解为基础，尝试从思想史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去分析中国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话语的形成及其对现代世界秩序的描述方式。同时，本文还尝试再现作为知识的“阿拉伯反帝民族独立运动”，在中国革命语境下，构成了改造“世界观”这一政治历程中的重要经验。这种知识还进入到了建立“中国人民”这一政治主体性、调动民众进行政治参与、塑造“世界人民大团结”这一国际主义认同中，将“国际主义”这一命题融入进了“民族独立”的政治体验内。

【关键词】国际主义   第三世界   民族主义   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   冷战

　　在分析1949年之前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历史时，对于中国革命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面向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苏联之间的组织联系与人员互动，还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国际流变方面；而对新中国成立之后国际主义在中国政治内部及其对于世界秩序的影响讨论，则集中在冷战叙事框架内。在西方学术界，对于第三世界国际主义问题的讨论在冷战初期便开始出现。在这一时期，中国所提出的一系列国际政治话语以及对世界秩序的表述，都首先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前提下被审视为一种“共产主义的团结”（communist unity）。

　　这种从现实主义假设角度出发，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功利主义理解，作为另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产生于冷战的政治现场。随着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及1968年苏联武装进军布拉格之后，苏联在其阵营内所提倡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Socialist internationalism）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proletarian internationalism）很快遭到了来自西方知识界的全面攻击，成为批判苏联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工具。伴随着苏联阵营内部出现的对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批判，“国际主义”这一曾经代表了共产主义世界秩序理想的观念，也被进一步解构为苏联霸权政治的幌子，成为一种“虚假的国际主义”（pseudo-internationalism）。这种粗暴的俄罗斯民族中心主义，在西方学术界，也很快被作为“苏联民族问题”，并被理解为其“帝国”崩溃的重要内因之一。在这个语境下，国际主义也被视为一种苏联帝国主义甚至是殖民主义的霸权秩序。而第三世界之间在国际主义精神指导下进行的政治合作，则也随之被视为是“共产主义对第三世界的渗透”。

　　今天的新冷战史（new Cold War history）研究很大程度上也延续了这种源自20世纪60年代的理论假设。在西方传统安全观的基础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话语基本被看作是苏联输出革命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对国际主义的理解还包含了与寻求主权独立的民族主义话语互相对立的含义。从地缘政治的逻辑上，这种国际主义话语的直接目的，则是保证苏联国家利益与安全，并不惜损害他国利益。此外，近年来对于国际主义观念的讨论还主要来自对于东欧前华约集团国家冷战历史记忆的梳理。这类研究结合对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时期开始的“民族问题”（National questions）政治讨论的分析，将其视为在斯大林主义影响下，用以维系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秩序，树立苏联中心地位，并试图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扩张苏联霸权影响的沙文主义式政策工具。

　　可以说，作为一种对世界未来秩序及人类平等政治叙述的国际主义话语，国际主义这一概念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便始终被笼罩在美苏政治对抗的阴影之下。并且，随着冷战结束，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活动开始成为常态。以现实主义为理论的国际关系分析框架又进一步地对20世纪中期在国际主义精神引领下产生的一系列内政与外交活动进行重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少涉及第三世界去殖民民族独立的讨论更局限在弗莱德•哈勒代（Fred Halliday）所描述的那种两极竞争（bipolar contest）的范式之中。这种现实主义的理解模式最大的局限在于其对政治活动及其深远影响本身做出了前提性的限定。它首先假设在国际活动中，国家作为行为主体，其首要目标是“寻找能够驾驭对方的机会”。其次，决定国家生存与安全的基本条件来自国家本身的军事与物质实力，以及地缘政治层面与其他国家的同盟关系。在这些前提下，苏联与中东地区的联系被看作是一种寻求地缘政治安全的结果。而由于中国与中东地区缺少地缘政治的关联，其与该地区在国际主义精神基础上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则或被看作是共产主义集团内部对世界革命领导权的争夺。对英语世界的一些研究者来说，新中国与苏联对世界革命进程的理解存在一种策略性的差异。在最新的一些讨论中，两者之间针对“反帝”问题的态度被视为这种领导权争夺的核心。这种论点强调，虽然两者从本质上都追求彻底推翻资本主义体系，但是在方法上，从赫鲁晓夫时期推行“三和路线”开始，苏联便强调，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必然，终将会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在此过程中，反帝的诉求则是从属性的。而对新中国来说，帝国主义压力不但是其革命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也是新中国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直接威胁。因此，反帝是新中国世界革命话语的绝对核心。正是由于这种对世界革命主要矛盾理解的差异，使得两者在面对第三世界独立运动时，出现了冲突。这也被视为是“两种革命”（two revolutions）之间的冲突。除此之外，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活动也被作为大国对第三世界干涉主义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或者，成为后冷战时期，特别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叙述中国崛起对现有世界权力平衡形成挑战的佐证。

　　然而，这种后冷战时期形成的冷战史叙述，遮蔽了第三世界独立运动的历史与政治丰富性。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会尝试去展现在20世纪中期，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这两种在今天的世界观语境下似乎是截然不同的秩序，是如何构建它们之间的国际主义想象的，同时，这种国际主义想象又是怎样参与到新中国的社会政治建设，并最终发挥“改造我们的学习”进而改造新中国人民世界观的作用的。通过这一分析，我们也希望展现，这一将两种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知识基础与政治建设构想的普遍主义世界秩序想象融合在一起的政治实践，恰恰展现了20世纪中期那种以亚非拉／第三世界为社会基础的国际主义想象最具历史价值的特点，并且将其与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那一系列国际秩序普遍主义话语区分开来。同时，作为一种尝试，我们将讨论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前的那段历史时期，以此希望打破那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中以国家为中心的窠臼。

　　一、从革命的东方理解20世纪的民族独立

　　中国共产党政权对中东地区的关注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前。这种对中东地区的政治兴趣，密切回应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旧的殖民帝国主义秩序衰落、新的霸权秩序逐渐形成过程中出现的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浪潮。也正是通过来自共产党组织、知识分子、各民族以及社会各阶层对于这一不断变化着的政治历程的叙述、回应与讨论，发生在中国的以民族独立为先机的革命才逐渐同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性秩序变革发生了联系。这种与世界历史变迁和人类解放命运相联系的政治叙事，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国际主义共同体想象的重要基础。从政治理想上，“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革命任务与创造新世界这一命题密切相关。作为一种问题意识，这种联系始终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无论是康有为对“世界大同”的叙述，还是孙中山表达的人类平等理想，都是这种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世界秩序观变迁历史中有机的知识组成部分。

　　这种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在早期毛泽东看来，是大规模改造时代的着手点与长远目标的关系。在1921年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上，毛泽东表示，“改造中国与世界”比“改造东亚”更具价值。因为，提出世界，是为了明确“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是为了“明吾侪的下手处”。“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在毛泽东看来，所谓世界主义，是“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与之相对的是“殖民政策”，即“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

　　当然，从政治调动角度来看，对于1949年之前的中国来说，“世界革命”的政治意义显得并不那么迫切与重要。“中国革命”本身“反帝”与“反封建”的任务，在军阀混战与抗日战争这两个最基本的大背景下，可以得到较为直接的体现。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军事斗争本身便扮演着一种整合性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将社会各阶层、集团，各地区的分散力量组织到一场国家身份建设的现代进程中。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在1917年俄国革命胜利时，那种超国家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仅仅在革命推动者们的理论叙述中，得以作为一种基本的全球性历史大前提。而真正对革命成功起着关键作用，并发挥了社会调动与政治整合功能的，则是列宁所表述的对俄国经济状况的理解，以及在危机中寻找“有利于全体人民”道路的需求。因此，列宁才提出了关于“只有国家资本主义”才能拯救俄国的基本认识。同时，在列宁看来“拯救俄国”这一似乎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认同“现实政治”（realpolitik，德语）命题，在共产主义革命的理想下，还存在着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差别。而超国家的无产阶级认同，则是决定这种进步意义的核心内容。这一点，在其同罗莎•卢森堡就民族自决权问题的争论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这一争论中，卢森堡的论点建立在对19世纪波兰民族主义性质的判断上。在她看来，19世纪上半叶波兰民族主义兴起的物质基础与中欧地区受资本主义发展影响而形成的那种民族国家认同有着根本差异。波兰的民族主义“根源于未开化的封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贵族对其社会地位身份的确证。现代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本身作为一种统治者的经济需要，在卢森堡看来，并不具有普遍的进步意义。相反，在19世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波兰的工业从一开始便是具有依附性的出口工业。因此，波兰的资产阶级从一开始便是一种“殖民化的产物”（a product of colonization），是“移植到波兰土地上的外来物”（alien body transplanted into the Polish soil）带有“明显的反民族因素”（antinational factor）。在这里，卢森堡将殖民理解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与弱小以及经济不发达地区／国家之间形成的霸权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民族主义”的认同在世界不同地区则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动力，进而形成了对“国家”这一政治认同概念阶级性差异的具体判断。

　　这种将殖民视为一种霸权关系的理解，也直接影响到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对第三世界的认识。在斯塔夫利亚诺斯的论述中，第三世界是一个随着15世纪欧洲商业资本主义发展而不断扩大的概念。一个国家是否属于第三世界，并不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而取决于其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客观地位”。它指的是“那些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参与最终形成全球性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随着16世纪欧洲经济中心转移至西北欧，波兰乃至整个东欧地区的确如沃勒斯坦所判断的那样，成了欧洲在世界经济中欠发达的国家。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重新去回顾卢森堡对波兰民族主义的判断，便可以发现，卢森堡对民族自决的批判，其基本出发点是对在世界资本主义霸权压迫下，在发展落后的、处于被压迫地位下的“较小的和次要的”小国中，强行（自上而下地）推动“形式上独立的人民的‘自决’”的批判。卢森堡强调，这种条件下形成的民族主义热情，以及在这种热情推动下构建的国家，并不能成为改变这种经济不平等地位的动力。因此，这种民族概念“兼具乌托邦式和反动的特征”。而在这种民族概念下形成的国家以及对“国家利益”的诉求，则无疑成为既得利益统治阶层意志的体现。在这个判断基础上，卢森堡对超国家的阶级联合寄托了更大的希望。她更进一步从理论上，试图将其判断普遍化。她认为，“民族权利”（rights of nations）不应当作为社会主义政党讨论民族问题时自身立场的标尺。因为，包括“民族”“权利”，甚至“人民意志”（will of the people）在内的这些概念本身，仅仅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早期那种幼稚的、并无明确政治意识的对抗中产生的概念。在19世纪欧洲弱小国家的政治背景下，民族问题（nationality question）与其他社会与政治问题一样，本质上是一个“阶级利益的问题”（a question of class interests）。而对一个组织起来的，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来说，再使用这些概念则成为一种历史的矛盾（historical contradiction）。

　　正如卢森堡对民族主义的批判一样，列宁为民族自决权的辩护也需要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政治背景下理解。对列宁而言，谈论民族自决权政治意义的基本前提是俄罗斯解放运动。他强调，在谈论民族问题时，必须面对民族问题的“特殊性”。与波兰不同，俄罗斯在19世纪欧洲的世界体系中主要作为一个霸权的施加者出现。俄罗斯作为一个帝国，其政治主体在列宁看来，则是标榜着大俄罗斯主义的“封建主”。列宁强调，在这一前提下，如果否定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纲领上规定分离权”，无疑便是从事实上帮助了这类霸权者，帮助“大俄罗斯民族的黑帮”享受特权。同时，在俄罗斯帝国这种强大的现实政治压迫下，独立自主成为大俄罗斯民族的特权。大俄罗斯民族对帝国内其他民族的压迫，便表现在俄国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强调。因此，强调（弱小）民族的分离权，无疑是俄国本身寻求平等的解放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俄国“替自己扫清走向解放的道路”的必要过程。在列宁随后对帝国主义（imperialism）的著名分析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通过对俄罗斯作为列强在世界殖民扩张过程中的巨大影响力，以及俄罗斯银行业在整个欧洲金融寡头资本主义秩序中盘根错节的互利与依附关系的分析，列宁充分说明了俄罗斯帝国在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中作为压迫者的地位。而只有在这一反对（大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政治前提下，才能真正理解列宁为什么会认为（欧洲）弱小民族的独立运动是在更广大范围内产生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运动的前提。列宁进一步提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扩张，这种民族之间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也会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在这种资本主义的全球秩序下，绝大部分的亚洲地区或者作为列强（great powers）的殖民地，或者作为被压迫民族，在这种不平等的国际体系中作为依附者存在。因此，在这类地区，以民族运动为动员模式的对抗活动，无疑是对这种不平等秩序最有力的打击，也是这类被压迫民族自我“觉醒”的过程。必须强调的是，在列宁看来，这种来自压迫民族对被压迫民族“分离权”的支持需要与超越了民族界限的建立在阶级认同基础上的大联合共同存在。列宁引用了1905年瑞典社会主义者支持挪威独立权的案例，以此说明这种在工人阶级中间，超越了民族界限和作为资产阶级与贵族特权的国家利益，站在“兄弟阶级团结”（fraternal class solidarity）基础上的联合，恰恰体现了（弱小）民族自决行动的进步性。在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又进一步对民族自决与国际主义关系的问题做了阐发。他强调，那些借口“为了社会革命”而“否定”民族问题的人无疑是普鲁东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着眼于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的。在这个基础上，作为压迫者的大俄罗斯民族，则必须站在基于阶级联合的国际主义精神上，通过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来“获得解放”。

　　如果将列宁与卢森堡就民族自决权的辩论放在20世纪世界革命脉络中来看，那么其复杂性则更为明显。用斯大林的话来表述，“民族问题”仅仅是“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总问题的一部分”。并且，随着俄国革命的胜利，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斯大林以苏维埃政权承认芬兰独立为例，指出俄国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性”的根本在于它超越了狭小的地区范围与民族国家利益，并以阶级联合为政治基础与理想，超越了卢森堡所指出的那种资产阶级式民族主义政权的片面性。在此基础上，斯大林给出了一个有中心、有边缘的世界革命图景。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毫无疑问成了这场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央”，这一革命浪潮“势必要扩展到边疆去”。这种革命运动的蔓延首先在俄罗斯帝国领土范围内出现。原俄罗斯帝国边疆的“民族政府”与在“边疆工农与俄国工农”联盟影响下的“民族群众”彻底决裂，进而促成了这种在阶级认同基础上建立起的“社会主义联盟”的形成。斯大林对民族问题的讨论，一方面吸收了卢森堡式的对（俄罗斯帝国境内）民族政府反动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又融合了列宁站在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批判角度出发，对“自决权”革命性的论述。因此，在斯大林看来，民族自治政府的革命性，完全取决于统治阶级的阶级性。压迫不但包括来自外部的民族压迫，也包括来自于国家内部的资产阶级政权。因此，只有在本质上是超民族的无产阶级联合基础上出现的自治，才是真正意义上反压迫的“民族自由”。苏维埃政权的正当性，以及它得以保持俄罗斯帝国原有疆域的合法性基础，则都来自于对这种自由的保障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平等。

　　毫无疑问，从卢森堡到斯大林对民族问题的讨论中，无论是关于民族主义还是国际主义的认识，都基本建立在对欧洲社会政治历史的基础上。虽然在列宁与斯大林的分析中，“东方”作为“被奴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被压迫民族反抗斗争世界性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他们对这些欧洲之外的，有着迥异的社会经济地理条件的民族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停留在逻辑推论或是经验论层面。甚至，在斯大林的表述中，我们还能感受到那种明确的差序观念。东方，在这种差序秩序中，扮演着一个从属性的角色。它是（在西方发生的）无产者世界革命斗争过程中，“经过俄国革命”而新开辟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而真正确立十月革命以及整个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世界性意义的，则恰恰来自于广大“东方”内部发生的革命实践。也正是这场发生在“第三世界”内部的政治实践，为我们理解民族独立与国际主义问题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历史经验。

　　二、从民族独立到自力更生

　　在列宁与斯大林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这种超民族的“国际主义”式的认同基础来自无产阶级的政治觉醒。如果单纯像俄国革命者们那样，将中国与波斯、土耳其等“东方”国家，同质化地理解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被压迫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那么其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独立”便完全可以不言自明。但是，无论是卢森堡还是列宁与斯大林所描述的民族主义，都无法真正解释发生在欧洲之外地区的政治变动。辛亥革命从“反满独立”到“五族共和”的转变，恰恰体现了中国革命中民族问题的双重性。一方面，“反满”的政治任务反映了卢森堡所指出的民族主义从“占据统治地位的贵族对其社会地位身份的确证”到对这种确证的反叛；另一方面，革命建国之后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迅速转向“五族共和”，又体现出了以汉人为主体的南方革命者们，对汉民族主义不可能作为立国基础的清醒认识。这一点，则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列宁对大俄罗斯主义的批判相对应。而之后随着国共分裂而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则更进一步地将更具普遍意义的阶级问题纳入到了革命建国实践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相比俄国革命来说，中国革命则在更广大的“东方”世界中，更具有范本价值。与广大的在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过程中成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旧帝国一样，中国一方面在世界秩序层面上，作为被压迫者，面临着来自于资本主义全球贸易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在旧帝国疆域内，其民族多样性又使得其内部存在作为主体或／和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对少数或／和居于被统治地位的“民族”的压迫。因此，中国革命，乃至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后来的民族独立运动，都面临着需要处理自身（主体民族）作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双重身份的复杂革命任务。

　　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新中国对自身以及世界解放的未来想象，表现为一种对广泛的平等政治的追求，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对“人民”这一政治主体性概念的创造。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详细勾勒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的范畴及其未来。新民主主义的进步性首先建立在一个对人类历史进步脉络的认可基础上。毛泽东强调，在20世纪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全球斗争中，随着一场社会革命的出现，无产阶级成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这一发展丰富了“反帝、反殖民”民族独立运动的政治内涵。只有出现了由于革命行动而获得了政治觉悟的无产阶级，反殖民后建立的国家才有可能避免沦落为一个阶级的私产。

　　必须强调，对于“新民主主义”的信念并非是对历史发展阶段的机械想象。它提出了一种无产阶级平等参与的政治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一方面建立在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现实诉求上，另一方面也建立在对平等政治的未来想象上。而两方面的互动则构成了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本身。换句话说，无产阶级对自身平等权利的发现，造就了无产阶级平等政治；而这种平等政治的实践则又反过来，进一步丰富了平等观念的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平等政治的实践与观念的创造是互为前提也是互为语境的。这种无产阶级政治的觉醒与自主参与，则恰恰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的一层重要理解，也是之后新中国对新的世界平等政治想象的基础。

　　新民主主义对平等的追求，除了要求“独立”之外，还强调“自力更生”的原则。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自力更生一方面强调的是如何处理来自“帝国主义集团”的外援问题；另一方面，也包含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原则中依靠群众的基本工作方针。毛泽东在1939年的答记者问中，曾经简要地指出了“自力更生”与“民主”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解决了中国“民主政治”的问题，才能够增强中国“政治上的抵抗力，才能准备军事力量”。这种民主政治是“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在抗战的条件下，实现“民主政治”并不一定采用启蒙式的政治教育，而需要在对敌斗争的过程中，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政治实践来获得。随着抗战逐步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强调“依靠群众”的这种民主政治叙事则显得更加有说服力。这一在斗争中获得的民主经验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末期主张成立“联合政府”的重要政治自信。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有信心在统一战线斗争中取得支持，一个重要判断便是“我们依靠人民，自力更生解决问题，而国民党却依靠外援，等待胜利”。

　　自力更生还包含了另一层含义，即在国民经济层面上对工农业现代化与实现自给自足的追求。在解放区发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则是达成这种自力更生目的的办法之一。而另一手段，则是通过减租减息和劳动互助的方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对国民经济生产自力更生的追求，与对政治独立的追求一样，都在无产阶级获取阶级意识与政治自觉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构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对于国内与国际层面上平等政治理解的另一个重要内涵。这种平等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国际法形式层面的“平等条约的订立”，且“绝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而旨在通过“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平等，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这种对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想象，本质上则传达了一种新中国对平等观念及其政治的世界新秩序的再造。

　　新中国自成立之初，便延续了延安时期对世界秩序的看法，并表达了参与全球平等政治建设的意愿。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共产党意识到在社会各阶层中间树立“新的爱国主义”的重要意义。与战争时期的情况相比，新时期的斗争以“和平民主运动”为基调。除了防止战争的出现之外，建设成为更主要的任务。因此，在新时期，“新的爱国主义”一方面包含了为了保卫新政权而进行的“消灭反动派残余的斗争”，也包含了对“投身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建设”的要求。同时，这种爱国主义，“是与进步人类的国际主义相一致，而与民族侵略主义和排外主义不相容的”。在这个政治表述中，反帝这种对抗性的“争取解放的革命运动”，与争取团结、互相尊重的“和平民主运动”相互关联，共同形成了新中国对国际主义精神理解的内涵。这一以“建设”为主要任务的“和平民主运动”进程，是新中国人民“文化翻身”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新中国理解“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辩证关系的基础。

　　如果说在抗日战争时期，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军事与政治斗争塑造了一个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那么在解放战争末期开始的、伴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而展开的针对“美国帝国主义”以及后来的英法“帝国主义”以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则成为构成“中国人民”这一政治身份主体性的重要部分。它通过对“帝国主义”这一敌人的反抗，以及对“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这一朋友的团结，塑造了新中国平等政治话语的一个基本逻辑框架，并将中国“广大人民”“拒绝支持反动统治”这一谋求“中国民族的权益”的斗争，放在了一个更大的人类解放框架中。这种中国社会建设与世界人民反霸权运动之间的关联，通过一系列包括广播、戏曲、版画等多样的宣传形式，为普通中国人创造了一种国际主义的共时感。这种共识感，则进一步通过报纸新闻及有组织的群众政治学习与讨论，变成了普通人的国际主义“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幅世界图景里，阿拉伯地区作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反抗殖民与帝国主义主要的政治现场，很早便成了解放区以及之后新中国关心的重点。

　　三、“巴勒斯坦”在晋冀鲁豫边区

　　1946年5月15日，中共晋冀鲁豫边区机关报《人民日报》创刊，发行量将近一万份。同年5月29日，即《人民日报》创刊之后两个星期，其头版便刊发了三则与中东地区密切相关的短讯。第一则是关于埃及亚历山大港民众与英军的冲突；第二则为转载路透社电讯，内容是阿拉伯国家对英美巴勒斯坦委员会提议向巴勒斯坦地区移入十万犹太人的抗议；最后一则有关黎巴嫩政府改组。在此之后，《人民日报》便开始密切关注阿拉伯地区，特别是埃及和巴勒斯坦的民族独立运动。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其消息来源，除了编译各国通讯社新闻简讯之外，主要还是苏联报刊评论。从内容上来看，这一阶段针对中东问题的表述，除了展现阿拉伯国家“日益滋长的民族运动”、受美国支持的“犹太恐怖主义”与英国、埃及政府的冲突，以及“阿拉伯人民独立要求”之外，还涉及对美英这两个新老帝国主义在阿拉伯问题上出现的矛盾，阿拉伯国家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以及诸如1930年签订的《英伊友好同盟条约》（The Anglo-Iraqi Treaty of 1930）对阿拉伯国家经济独立负面影响的简单介绍。此外，还有少量内容，介绍中东地区共产党（特别是以色列共产党）对阿拉伯民族独立问题的支持。

　　虽然这一时期内，这类消息内容简单，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从消息的采编及叙事的形式上，这类对阿拉伯世界要求民族团结，特别是“回犹两族人民”团结，超越党派偏见，共同反抗不平等条约，以及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状况，很容易便同中国民众反压迫的历史经验发生情感上的联系，并与当时重点进行的反美反蒋解放斗争发生直接的呼应。阿拉伯世界这种民族团结、阶级联合的政治诉求，也为中国共产党当时在解放战争背景下进行的政治与军事斗争提供了更具普遍意义的国际主义共时性。

　　这种对阿拉伯世界反抗运动的叙述，将弱小民族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这一主题从中国历史经验扩大到了国际范畴中，并从知识上丰富了当时民众的世界图景，同时也将多民族的世界想象纳入到了一个整体性“人民解放”的政治理想之中。而在这其中，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便开始浮现的巴以问题也得到了《人民日报》的极大关注。从19世纪晚期欧洲内部诞生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以及同时期在欧洲殖民秩序背景下诞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及伊斯兰现代化运动，是二战结束之后出现的巴以问题最重要的历史基础。而随着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变迁，特别是美国的参与，这一19世纪的“欧洲内部”问题，也很快成了新秩序形成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冲突核心。处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1946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刊载了一则关于美国“设立巴勒斯坦委员会”的短讯。短讯中所指的委员会，是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46年6月11日发布命令成立的“巴勒斯坦及其相关问题内阁委员会”（Cabinet Committee on Palestine and Related Problems）。该委员会基本任务则是推动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十万犹太难民，建立独立的犹太人的国家。当时，英美还正在英美联合调查委员会（Anglo-American Committee of Inquiry）的框架下，就巴以建国问题进行磋商。两国的主要冲突在于，英国方面希望以道义上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方式，通过阿拉伯国家维持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而美国杜鲁门政府则更希望通过支持以色列独立一方面来获取国内犹太选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则能够在中东地区扩展其世界影响力。《人民日报》对这则消息的报道最后加了一则按语，“英国在美国压力下，曾同意十万犹太人（有美国资本背景者）移入巴勒斯坦，后又多方推诿。上述行动，为美国势力积极渗入中东之明证”。这种着重表现英美冲突及新旧霸权对中东地区干涉的基调，基本代表了1946年—1949年这段时期《人民日报》对中东问题的大致态度。

　　从1947年10月14日起，《人民日报》上开辟了一个名为“读报辞典”的不定期栏目，专门对报纸上出现的大量社会科学、政治、地理、经济、国际关系等各类新名词进行简单解答。这一栏目至1958年最后一次出现为止，共对约二百多个新概念进行了解释。当然，介绍新概念的功能不仅仅由这一个栏目承担。除此之外，还有“学习讨论”“答读者”等一些栏目，也承担着传播新概念的责任。关于阿拉伯世界的观念，最早出现在1949年1月18日的“读报辞典”中。此时的《人民日报》已成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在这一期里，《人民日报》除了向读者介绍包含“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叶门和外约坦”在内的，以阿拉伯人为主的“阿拉伯国家”，以及“根据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联合国安理会对巴勒斯坦问题”这个“合理的决定”成立的“据有巴勒斯坦一半以上的面积，约等于江苏省的八分之一”的“以色列”国之外，还以夹叙夹议的口吻，向读者介绍了“巴勒斯坦委员会”。在介绍中，作者表示，该委员会“由有意破坏民族自觉原则的五强中的美、英、法、‘中’”指派成员组成，因此“不能真正解决阿犹纠纷”，甚至还只是他们取得“在巴勒斯坦的石油权利的一个工具”。随后的几期栏目里，“读报辞典”又通过“自治领”（dominion），向读者介绍了英帝国主义通过名义上赋予殖民地立法、行政权的形式，“缓和其殖民地人民日益增长的反抗”，继续维持其殖民帝国主义对殖民地支配的统治形式。并通过介绍“摩洛哥”“阿尔及尔”“突尼斯”“外约旦”等国家的情况，向读者展现了英法两个老帝国对中东国家的殖民统治。通过介绍“叙利亚”和“中东油管”等概念，更进一步将帝国主义追求中东石油利益的信息传递给读者。

　　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段时期，从基本政治立场上，中国共产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基本与苏联一致。从1947年5月14日的联大会议上开始，苏联便提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应当按照民族自决的原则，成立两个相互独立的国家，或者是联邦国家。《人民日报》的文章基本反映了这种两国方案。但是，在具体表述中，我们看到《人民日报》支持巴以两国各自独立建国时的理论表述并未落到维护“自治权”上，而是从被压迫民族反抗的角度出发，一方面以支持以色列建国来反对英国殖民主义，一方面又以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独立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对中东的干涉。同时，还强调，英美在中东地区的角逐，不但威胁了“近东和平，而且已经开始破坏了和平”。然而，中东地区在国际主义脉络下展开的民族独立与反帝运动，则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未来秩序的一个基本想象，即在反帝反压迫的基本任务下，“阶级的友爱填补着民族的隔阂，工人与进步分子的团结更是一天天密切”。这一点，即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乃至后来“三个世界”的理论中，都能找到影子。

　　四、用建设支援世界革命

　　新中国的成立，并不意味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与进一步“世界革命”的开始，而应当被理解为，通过建国这一“政治翻身”以及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经济翻身”这些标志性事件，将新中国的独立变为“人类解放”这一“世界革命”进程中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事件。同时，这个过程也伴随着“文化翻身”、建设“人民”政治主体性的实践尝试。在这个过程中，以《人民日报》为平台进行的宣传活动，以及民众有组织地对《人民日报》内容的学习讨论，则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作为党的“喉舌”的《人民日报》，一方面将党的世界观通过多种形式，传达给作为读者的广大民众，另一方面，它所提供的这类信息又为民众讨论与学习，而内化为自身认识世界的知识。

　　我们可以看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人类解放”的国际主义政治理想，成为抗日民族战争之后，新中国进行社会建设时重要的政治调动力量。而在这一时期，发生在亚非拉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及其所遭受的经济，甚至武装干涉），则让“帝国主义”这一抽象的不平等秩序成为一种具象的政治体验。

　　从对中东地区民族解放斗争的认识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对国际主义的理解延续了1949年之前的一些基本观念。它包含了从战略角度出发，超越阶级认同而进行世界范围内反帝民族大联合的愿望。中东和近东作为一个地理范畴，在1949年之后，随着阿拉伯世界的解放运动而再次被重新介绍给了新中国的民众。1957年《人民日报》的“答读者问”中，便解答了什么是“中东”和“近东”的问题。这些地理观念基本沿用了当时苏联百科全书中的解释。其中，中东地区包含了伊朗和阿富汗；而近东则包括：“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埃及、苏丹、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约旦、也门、阿拉伯半岛上英国的殖民地和保护国以及巴林群岛”。同时，在习惯中，有时这两个概念会被不加区分地使用，并且有时还会包括“巴基斯坦和北非一些国家”。虽然，中近东的概念在当时的中国也经常被使用，但是也有读者表示，这两个概念所指的地区，对中国来说实际上处于西方，因此，不能“跟着别人称这些地区为中东或中近东”。《人民日报》的编辑对此表示赞同，并表示，虽然在习惯上，我们“没必要反对使用这些名称”，但是“我们称这个地区为西亚和北非地区是更为准确的”。从实际运用上，我们可以发现，在正式的官方文本中，“西亚北非”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便开始成为指代“中近东”地区的正式概念。

　　对这一地区的地理命名，是与对该地区的战略与政治认识密切相关的。中东被看作是欧亚非的连接点，是帝国主义“保证它对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控制，维系崩溃中的殖民体系”的关键。因此，“中东人民如果取得了独立”，那么“帝国主义不但不可能继续保持在亚洲的残存的殖民地，而且连非洲也将保不住。影响所及，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也将高涨”。这一判断，很大程度上也是延续了中国革命经验中一个关键的辩证关系的理解，即对民族独立这一地区性革命诉求与反帝这一对世界范围内平等秩序的追求。1957年11月18日，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论述，其中提到，这个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这可以被看作是从战略角度出发，对世界范围内的团结问题的一个基本认识。

　　从实践层面，这种“人类解放”的理想对新中国的人民来说，包含了保卫和平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两个重要内容。成立之初，新中国尝试通过保卫和平运动的形式与非共产主义国家进行接触。然而，直至万隆会议之前，这类和平运动仍主要在国际共产主义民主运动的框架内展开。并且，新中国早期的和平运动，基本上延续了解放战争期间对于民族解放运动反帝反封建任务的认识。其目的，在于要将“不同类型国家”的各类代表，“集合在一起，团结一致，相互学习，交换经验，建立深厚的友谊，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侵略战争，为争取民族的独立，人民的民主，为保卫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共同奋斗”。这一时期，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成为和平运动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延续了新民族主义革命进程中对于民族团结的塑造。

　　在针对1952年10月2日—12日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展开的动员和宣传活动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筹备委员会作为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出现在公众媒体上。在这个语境下展开的对“保卫世界的持久和平”的讨论，其目的在于为战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提供重要保障。这与受到帝国主义干涉的“伊斯兰教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目标一致。也与整个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任务相一致。同时，当时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对亚非民族独立运动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案例，在与会代表的讨论中，与中东地区民族主义独立运动的斗争发生了联系。伊朗和伊拉克的代表发言中强调，“中国、朝鲜、越南和马来亚的人民为争取和平与独立而进行的光荣与英勇的斗争”不单单是“鼓舞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榜样”。中东地区，特别是“苏彝士运河”（今译苏伊士运河）、“达达尼尔海峡”等“战略动脉”，对帝国主义来说，甚至要比“朝鲜更为重要”。此外，没有中东地区的石油，帝国主义的“战争机器”就“不能开动”。因此，亚洲与中东地区进行的民族独立运动与武装保卫和平的运动，则是在世界范围内反抗帝国主义秩序，追寻“全人类的繁荣生活”的斗争过程中，极为必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也意识到，这种在共产主义运动框架下，通过与各国共产党以及亲共力量进行联合的和平运动，并不能真正在世界范围内说明“反帝”这一战略任务的普遍性意义。并且，这种在共产主义运动框架内进行的和平运动受到苏联国家利益变动的影响极大。在1946年—1955年万隆会议之前这段时间里，苏联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伊朗与土耳其这类与苏维埃安全直接相关的国家。但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国际主义政治理想受到了这种政治现状的限制。

　　在抗美援朝之后，随着南亚与中东地区独立斗争的兴起，毛泽东意识到，“非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也可以和美国闹独立性”。他特别提到“印度、印度尼西亚、叙利亚、埃及等国”。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之后，毛泽东在1957年于北京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便表示，国际形势上，帝国主义国家的争夺“集中在中东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这种冲突反映了世界上“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而对中国来说，“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在这之后，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一讲话中，又进一步阐发了“三种力量”的概念，并界定其为“一种叫社会主义，一种叫民族独立运动，一种叫帝国主义”。在这其中“第二种力量在某些问题上，如和平问题，反对帝国主义问题，可以跟我们合作”。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对两类矛盾的判断，基本上同1946年以后《人民日报》中反映出来的对巴以问题的认识相一致。而在此基础上延伸出来的对“三种力量”的判断，则直接构成了之后作为理解世界秩序关系的“三个世界”理论的政治基础。

　　新中国这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意见，其基本考虑在于体现一种最广泛的反帝斗争的团结。这种团结不但包括了与民族独立运动力量的团结，也包括了在社会主义力量内部的团结。这一点在1957年毛泽东最后一次出访苏联之前，便通过尤金转达给了苏联方面。中国方面表示，需要在团结的立场上，反对战争，争取和平，并且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这种支持一方面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另一方面也需要“按照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工作”。之所以这么提，也考虑到需要照顾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尽可能地谋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不要让帝国主义揪住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而“大肆宣传”。从战略上，帝国主义的目的“是拼命地想保持住自己的地盘”，而只要“我们内部巩固”，那么来自帝国主义的三个军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马尼拉条约、巴格达条约）的性质便不会是侵略性，而成为防御性的。也正是这种维护世界霸权利益的企图，引发了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反帝斗争，这就好比“在全世界钉了许多桩子”，把美国“自己的腿也钉在桩子上了”。

　　随着1958年伊拉克革命之后，英美武装进驻黎巴嫩和约旦，新中国的和平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契机。195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苏联大使尤金的时候表示，“我们搞和平运动很难，人家说是共产党搞的，效果不大。现在美英侵入了黎巴嫩和约旦两国，起了宣传员的作用。谁主张和平，谁搞战争，不是很清楚吗？世界各地蕴藏着革命力量。在保卫和平的口号下，在亚非拉美三洲到处酝酿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很大程度上，1958年伊拉克革命对后来毛泽东三个世界战略观念的形成影响巨大。虽然，伊拉克在1958年7月14日卡西姆领导的自由军官革命中，伊拉克共产党力量也起到了一定帮助，并且共产党人在随后的卡西姆政府里也有很大影响（一个例子是，1959年1月25日，虽然伊共还未成为伊拉克合法政党，但其官方刊物《团结报》［Ittihad al-Sha’b］仍获得了出版许可），然而，卡西姆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默契却并未维持很久。到了1960年初，开始出现安全部门拘押共产党人与工会领导人的事件。当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游行中，游行队伍又遭到了伊拉克民族主义者与反共分子的冲击，造成50名亲共人士受伤，5人死亡。5月下旬，几乎所有在共产党支持下开办的民主青年联合会（Union of Democratic Youth）活动中心都被关停。然而，就在1960年5月9日，毛泽东在河南省委交际处接见伊拉克文化代表团时，仍旧强调，帝国主义作为一种世界秩序，需要“团结人民的大多数”。他表示，“人民就是上帝”，因此“要战胜帝国主义，需要广泛的统一战线，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这是我们的经验”。甚至，“为了接近群众、团结群众”，共产党人还可以进清真寺，进教堂。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是通过“反帝”和“建设”这两个目标联系起来的。中国对阿拉伯世界，由于这个目标而构成的团结，将中国变成了阿拉伯世界的“朋友，是你们的兄弟”，而阿拉伯世界也同样是“我们的朋友和兄弟”。

　　8月6日的《人民日报》又开始进一步讨论拉丁美洲的反抗活动。像之前介绍中东地区形势一样，《人民日报》在这一期中介绍了拉丁美洲的基本政治地理情况，配发了一张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和地图出版社共同提供的拉丁美洲反抗活动形势图，并对巴西、智利、墨西哥等国的罢工及抗议活动进行了报道。还通过“国际知识”栏目介绍世界情况。同期中，还报道了农村广播网在黑龙江省的普及对农民了解“天下大事”的重要意义，以及对“改变人民政治思想面貌和提高农民政治觉悟”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看1946年提出的“中间地带”的观念，便具有更丰富的内涵。1964年，毛泽东在回顾了中东北非世界独立运动的基础上，对“中间地带”做出了一个更接近“三个世界”的阐发。他认为，“我们说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加拿大、澳洲、日本是第二个中间地带。……这个话不是现在才讲的，一九四六年就讲了。那个时候没有分第一、第二，只讲了中间地带，讲苏联同美国之间是中间地带，包括中国在内”，而帝国主义侵略中间地带的目的同“反华的性质一样”，其目的“是要整个中间地带”，“想控制世界”。1965年3月23日，在会见叙利亚外交部部长哈桑•穆拉维德一行时，毛泽东说：“我们是友好国家，有共同目标，第一是反对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国家”。因此，在“中间地带”进行的联合，与整个世界反抗帝国主义霸权的目标是一致的。1967年“六日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在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时，毛泽东进一步总结了这种对阿拉伯民主主义反抗运动的理解，以及对其内部出现的大联合态势的希望。他认为，这种发生在地中海和中近东的、目的在于争夺石油利益的局部战争，使得英美帝国主义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阿拉伯国家可以通过封锁苏伊士运河、截断运油管道的方式，对帝国主义进行严重的打击。也正是在这种战争进程中，“阿拉伯国家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仅是埃及、叙利亚这些阿拉伯民族主义国家之间，甚至包括沙特、约旦在内的“老殖民地国家”都开始团结起来，用联合的方式来进行斗争。

　　五、建设国际主义共时性

　　1963年10月，当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第一次正式提到了“第三世界”的概念。他提到，西方报纸上有两种“第三世界”的说法：一种指亚非拉，另一种是指西欧共同市场。这与毛泽东1958年在读了宦乡针对西欧自由贸易区谈判破裂问题的报告后表示“西方世界的破裂”这一判断相结合，突出强调了在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过程中，美国那种霸权式和平状态的不稳定。对霸权秩序不稳定的认识，也伴随着新中国希望通过在广大被压迫民族中间建立起反抗霸权，寻求平等政治的外交努力。透过社会建设与中东地区国家建立联系，在新中国，特别是万隆会议之后的和平运动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也同时回应了新中国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

　　通过《人民日报》，中国人了解到，在万隆会议之后，“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亚丁、阿曼、巴林等国的许多厂商，都来和中国作生意。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贸易，从1955年以来，逐年增长”。1955年8月中国与埃及签订了贸易协定之后，两国开始互相派遣贸易代表团。就在1956年4月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埃及期间，双方便完成了将近四百万英镑的贸易额。中国购买了大量埃及棉纱，而埃及则购买了中国的钢材、机器以及植物油。1956年，《人民日报》上甚至还喊出了“为了和平，开展国际贸易！”的口号。在这一时期，人们甚至在《人民日报》的头版，读到了诸如这样的故事：“中国制造的五灯收音机开始出口”，“供应叙利亚、黎巴嫩”等地，由于“每个零件都加有一层防潮湿的蜡”，因此“可以适应亚非热带地区的环境”。

　　对新中国的建设者来说，在媒体上读到那些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可以支援世界革命前线武装斗争的故事，无疑又调动了他们对中国本身革命及反帝军事胜利的记忆与自豪。就在1956年支持埃及人民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政治动员中，《人民日报》上除了大量刊载关于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的法律依据、埃及报纸新闻摘要、纳赛尔讲话、埃及社会建设情况、历史介绍、伊朗、叙利亚等国共产党代表团在中共八大上发言等消息之外，还通过各类社会文化新闻、读者来信、文艺作品等形式，共同构建一个以反帝与国家建设为目标的国际共同体想象。新中国的民众会在报纸上读到诸如“我国一批牛羊肉运到了苏伊士港……及时供应了埃及人民新年的需要”这样的新闻，也会看到一户来自“上海江苏路五十四弄二十七号”的人家给埃及家庭写的公开信，了解到这家人“这几天”起身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收听有关你们正义的斗争的消息”，了解到这户人家相信，“中国水利工作者正在利用和改造江河为人民谋福利”，并“对埃及的同行”抱着“殷切的期望”，因为他们“根据自己亲身的体验”，“坚决相信埃及人民一定能够管理好苏彝士运河，阿斯旺水坝也一定能够在埃及人手里建造起来！”

　　这种丰富的国际主义共同体认同，构成了当时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人们可以从报纸上读到包括世界青年联欢节（1955年）、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1955年）、埃及电影周及埃及电影代表团访问（1957年）、亚洲电影周（1957年）、伊拉克共和国电影周（1959年）、突尼斯中国电影周（1962年）、伊拉克中国电影周（1962年）、亚非电影节（1964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电影周（1965年）等一系列文化体育交流活动的新闻。人民政府强调，通过电影而促进“亚洲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友好和团结”，是为了“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进行的努力。这类电影周首先一般会在北京、上海、天津等主要城市集中举办，随后还会有部分电影被送往全国各大中型城市进行播放。例如，在“亚非会议所创导的文化合作精神”下，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举办了“埃及共和国电影周”。电影周一共播放了《七月的风云》《山谷里的斗争》《我们美好的日子》《生与死》等4部故事片，以及《幸福的日子》《英军撤退节》《埃及的石油》《工业复兴》等8部纪录短片。同时，埃及还派遣了一支由国家指导部文艺处处长耶雅•哈基带领的电影工作者代表团访华，其团员便包括了埃及当时著名的女演员法登•哈马玛（Faten Hamama）和她的丈夫男演员奥玛•薛里夫（Omar Sharif）。

　　除了看到来自亚非拉国家电影之外，人们还可以通过阅读中国电影在阿拉伯国家被接受情况的报道，来进一步体验这种通过文化交流而建立起的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认同。1956年，中国电影《鸡毛信》和《智取华山》在埃及播放，并“得到埃及人民的热烈欢迎，而且被认为是中国人民对埃及人民正义斗争的一种实际支持”。新华社从开罗发回的报道也进一步向中国读者加强了这种感受。中国读者们看到，“身材魁梧的纳赛尔总统”在1957年9月16日晚上，走进了“按着中国风格装饰”、门口“挂着两盏红灯笼和中埃两国的国旗”的开罗“歌剧”电影院。从来“没去参加过任何电影节”的纳赛尔，在这一天晚上，不但参加了“中国电影节的开幕式，看了中国电影《祝福》”，还“接见了中国电影代表团”。9月20日，纳赛尔夫人还举办了茶会，招待“电影女演员白杨和秦怡”，并和“她的五个儿女一起”，跟中国客人“度过了一个很愉快的晚上”。

　　这种通过文化交流与新闻而建立起的共时感，还通过群众运动成了一种直接的斗争政治体验。这种斗争体验，在对1958年伊拉克革命的支援中表现得最为全面。从1958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五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表示全力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开始，在随后的一个月里，中国各省市各阶层与民族的民众，都在这一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主题下被调动了起来。这种社会调动与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相结合，强调工人、农民、学生等社会各阶层劳动者不但应当在劳动间隙或者下班后进行学习与抗议集会，而且更应当以支援中东人民斗争为目标，抓紧生产建设。我们看到马鞍山钢铁厂的工人们提出“多产钢和铁，打击侵略狼！”，全椒县机械厂职工“在集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侵略中东的罪行后”，不但贴出许多大字报，表示“以实际行动支持中东人民的正义斗争”，而且还“连夜投入生产”。来自铜川市的抗议大会上，“采煤工人和钻井工人们一致表示，中国工人誓作阿拉伯工人的后盾”。同样的增产运动也出现在各地的农业合作社中。渭南县隐乡村“在举行了声讨美帝罪行大会后，全乡农民当晚就深翻挖地一百多亩”。来自新民县的三千多名社员，在抗议大会之后，“连夜苦战干旱”，“以增强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声援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同样的故事，在这段时期里不断得到报道。

　　在支持“我们的阿拉伯兄弟”的政治调动中，对少数民族以及宗教界人士的动员及其他们的反应，则更能显出国际主义认同为新中国的政治主体性建构所带来的巨大灵活性。1958年7月18日，在中国各阶层共同支援中东人民的活动中，伊斯兰教协会副主席达浦生也发表了讲话，表示“中国穆斯林支持阿拉伯弟兄”。在这一则简短讲话的开始，达浦生表示，“我们中国穆斯林和全国人民一同，热烈祝贺伊拉克人民的伟大胜利”。而“美帝国主义的行为”，“完全是魔鬼的行为”，是对“阿拉伯各国人民的狂妄挑衅”，而且“威胁亚非和世界的和平”。随后，达浦生强调“爱护祖国是伊斯兰教信仰的一部分”，他引用了《古兰经》中“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第2章，第190节），证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的爱国主义战争，是一种“为主道而战”的正义战争。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看到中国伊斯兰学者利用《古兰经》对巴格达条约集团国家做出批评。在1958年8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马坚发表了一篇题为《重读古兰经》的文章，其中将《古兰经》的诞生，作为阿拉伯人文化进步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并且，由于“我们现代比古人远为优越和丰富的历史经验”，需要对“古兰经做出新的解释”。随后，他引用《古兰经》中“你们不要纷争，否则，你们一定胆怯，你们的气势一定消逝”（第8章，第46节）一节，来证明“团结就是力量”，并提出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发展道路，需要建立在一个广泛的团结基础上。而来自“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和费萨尔王朝的伊拉克”，由于“甘心做帝国主义侵略中近东国家的工具”，而违背了《古兰经》“你们当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不要为罪恶和横暴而互助”（第5章，第2节）的教训，背离了作为伊斯兰国家的道德与律法准则。在这里，伊斯兰的大圣战（Jihad）观念，被诠释为一种被压迫民族“拿起武器来反抗侵略者”的反帝斗争。这种斗争经验，便是“全世界的三亿七千万穆斯林”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千千万万人民”一起组成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也是中国穆斯林作为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阿拉伯国家的弟兄们扑灭侵略战争的火焰，保卫世界的持久和平”的基础。这种讨论也被带到了中国许多伊斯兰社区，在各地清真寺阿訇分别组织的活动中，成为表达中国人民与阿拉伯人民团结，以及与帝国主义侵略者斗争决心的话语资源。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前往阿拉伯国家，或者有过朝觐经历的穆斯林，则用这种经验，向民众传达“中东人民对中国人民非常热情”这种团结讯息。通州区清真寺阿訇杨品描述着自己曾经看到过的“埃及小学生给中国青年代表团演出的《打英国兵》话剧”，昌平区清真寺阿訇陈广元则描述他在叙利亚看到的诸如“兄弟们，被奴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类动员性的标语，表示“要全力支援阿拉伯人民的斗争”。

　　这种“用斗争取得和平”的观念，一面同中国自身的民族独立经验发生了直接联系，另一方面，也与当时对赫鲁晓夫和平观的批判联系在了一起，构成了新中国武装“保卫和平”的基本态度。在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帝斗争的背景下，包括《古兰经》、伊拉克诗人白雅帖（Abdu al-WahabalBayati，1926-1999）、黎巴嫩“和平战士”诗人萨依德，以及伊拉克、黎巴嫩、埃及电影，阿拉伯谚语等在内的文艺作品，则与阿拉伯历史、“国际知识”、阿拉伯领导人讲话等政治资料一起，成为当时中国人民国际主义反帝斗争想象与理论讨论中的重要文化资源。

　　围绕着阿拉伯人民反帝斗争，特别是一个曾经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黎巴嫩小孩”形象而创作的文艺作品也大量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联系中国抗美援朝的经历，以及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共同形成了当时中国人的来自被压迫民族语国家反抗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体验。这些作品包括诗歌、游记、音乐、短篇小说、儿童剧、活报剧、京剧、地方戏曲、宣传画与漫画等形式。配合着当时经济建设“大跃进”，这种以反帝国际主义为基础，用“写诗当武器，唱歌当战鼓”来支援“阿拉伯兄弟的斗争”的形式，也体现了当时在“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中进行的旨在树立社会主义新人，实现“文化翻身”的目标，可以被视为一种“文艺大跃进”的表现。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通俗文艺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和新文艺出版社均出版了大量阿拉伯文学作品和诗文画集。其中不少还以极为通俗的语言，“及时供应各地群众反对英美侵略阿拉伯的宣传材料”。而各种收录了快板、山东快书、相声、小演唱、相声、京剧等内容的《说唱集》以及《活页歌曲集》，则为“街头宣传和晚会演出”提供了素材。

　　这种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支援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阿拉伯世界媒体的注意。在多个阿拉伯世界的新闻报道中，美英的军事行动不仅仅被看作是对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的威胁，也被看作是对和平的威胁以及对国际法和联合国秩序的挑战。同时，也描绘了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对立。媒体也开始讨论，美国在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的战略活动与中东世界的事件是密切相连的。伊拉克的媒体则将革命看作是创造性的人道主义行动（creative humanitarian mission），因此也强调超越民族国家而进行世界大团结的重要性，并号召亚非人民要在联合国大会上揭露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位于大马士革的约旦人民电台（Jordanian People’s Radio）则更号召阿拉伯人针对帝国主义进行圣战。

　　六、结语

　　冷战时期，不少新独立的国家都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工作。他们一方面试图找到一条使自己国家实现物质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尝试在这个过程中寻找一种对现代世界的描述方式。传统外交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只关注国与国之间的直接互动，或者审视在国际组织会议中进行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活动。这种视角具有巨大的局限性。虽然国与国之间的直接互动构成了国际交往中最稳定也最直接的活动模式，但是，当我们面对一个正在自我创造过程中的国家时，这样的叙事方式其实无法承载这一新生时刻所传达的神圣历史重任。同时，在这个国家诞生的新生时刻，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也在激烈且富有新意的互动中形成。从冷战时期的外交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世界秩序的整体想象，以及这诸种想象图景之间，通过外交事件体现出的矛盾冲突及其变迁。

　　与今天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想象不同，从中国革命经验中走出的国际主义话语消除了阶级差异。作为一种随着政治任务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国际主义精神，其基本内涵则围绕着对“团结”与“和平”两个关键主题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反帝（霸权秩序）”这一形式开展的对新时代平等秩序的追求。新中国第三世界视角下的世界新秩序强调，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潜在的政治理想，是通过国家内部的民族独立行动，刺激并促进社会结构变迁，培养人民政治意识，进而成为世界范畴内人民民主实践的铺路石。强调中国革命经验的特殊性，恰恰从逻辑上奠定了中国第三世界世界观叙事的普遍性基础。这种需要团结，以“自己为主，外国援助为辅”，“要靠人民”的独立经验与对未来世界秩序的理解，也被毛泽东认为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唯一一个可以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新中国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是在对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这四者的辩证关系的理解中形成的观念。也正是在这种国际主义认同的基础上，新中国对平等的理解才得以超越民族／种族主义的局限，但却同时包容民族主义本身所体现出的政治与历史价值。而对于新中国的人民来说，国际主义精神是一个不断被教育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互动过程中，“中国人民”这一政治概念的主体性，才得以在“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这一组辩证中逐渐建立。

　　殷之光：英国艾克赛特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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